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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pk拾有什么窍门

新浪财经讯 12月2日消息,2019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暨苏宁金融研究院四周年论坛于11月30日在北京举行,重庆信托公司总裁窦仁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法律合规部主任鲁政、乐赚金服创始人王伟、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王魏冬、IMI特约研究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际战略一处处长吴志峰、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出席圆桌会议一:普惠金融“圆”与缺并演讲。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好!下面进入第二单元,主要是主题研讨和报告的发布。首先要进行的第一个主题研讨环节的主题是:普惠金融“圆”与缺。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嘉宾,他们是:

重庆信托公司总裁  窦仁政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法律合规部主任  鲁政

乐赚金服创始人  王伟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  王魏冬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际战略一处处长  吴志峰

这一环节的主持人,由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担任,有请!

薛洪言:圆桌一的主题是普惠金融“圆”和缺。刚刚各位领导和嘉宾都做了高屋建瓴的论述,希望我们这个环节针对普惠金融话题做一些进一步的细化和补充。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首先,各位嘉宾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吴志峰: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的吴志峰,同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组做特约研究员,是多年的老研究员,特别感谢人民大学给我这个机会。

王伟:大家好,我是乐赚金服的王伟。原先主要是做供应链金融的。

窦仁政:大家好,我是重庆信托的窦仁政。

鲁政: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鲁政,此前曾经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过,我也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

王魏冬:大家好,我是王魏冬,我来自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小企业业务部,去年我们把普惠金融作为战略,部门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主持人:首先请各位嘉宾分享一下,在普惠金融的不同领域,哪些方面做的相对比较成功完善,哪些方面仍然还需要努力?

王魏冬:说到普惠,其实有非常多的点。这几年我个人觉得是变化最大的,或者说这种变化带来了在普惠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大数据的应用。过去可能不是叫普惠,搞中小企业,但是做的并不好,或者并不顺利。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对客户进行评价?我们要在海量的客户中把不好的挑出来,把好的拿出来支持。过去由于财务报表,很难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充分性,这就导致了很关键的环节客户识别很难。2016、2017年有非常大的变化,2013、2014年开始启蒙,真正形成生产力是在2016、2017年,就是大数据的应用,摆脱了过去依靠财务报表的方式,另辟蹊径,也是我个人认为最成功的一个点。

鲁政:我觉得主持人选的题目特别好,叫普惠金融的“圆”与缺。讲到圆和缺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月亮。对于普惠金融的认识,我们要有一种动态的观点去看它。最早可能是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世界银行在2005年首先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最初着力于解决的是贫困地区小额信贷的问题。今天,由于技术的推动,特别是金融科技力量的加入,今天的普惠金融所解决的问题针对的对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今天谈圆的普通最主要的。

至于缺的部分,我觉得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这么多年基本的命题可能也没变过,比如普惠金融高成本的问题,商业可持续的问题,今天我们依然还在路上。

窦仁政:如果说普惠金融的圆与缺的话,今天在座的有专家、有决策者、有研究者,还有实践参与者,我是信托公司的,其实我们信托公司做普惠金融相对较少,但是在旁边看的比较多。圆与缺有两个好,一个是通过这几年普惠金融的实践解决了我国金融服务突出的问题,监管部门有一个总的评价,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提高了农村和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基础金融服务,最起码能找到地方存款,能找到地方支付,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率提高了很多。另外一个,最近几年的小微企业和个人经营者信贷的可得性,这三个都有明显的提高,得益于监管部门的推动,得益于金融部门的科技应用。还有一个,我认真看了一下,这些年我们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有顶层设计,有监管推动,有机构发力,还有政策的配套。前半场的主旨发言也讲到了,这些东西形成了一套很好的打法,在未来普惠金融的转型升级和升级板的时候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两个好。

另外,我感觉有一个不是太好的,可能跟吴校长的观点不太一样。吴校长说投资者教育应该少做一点。其实,我感觉投资者教育,或者我们换一个词,叫“金融消费者教育”,应该是要加强的。从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持续以来的P2P跑路、集资,大家都有一个感受,为什么永远有人相信天上掉馅饼?吴校长说,投资者教育应该换成融资者教育,在消费者教育过程中,融资者很快就会变一个身份,很快从融资者变成投资者,别人骗他,他也骗别人,这个东西是一个软性的东西,需要长期来做,我觉得还是要高度重视。前几天,金融街又被很多投资者围起来了。

王伟:我个人的感觉,我自己的亲身体会,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最大的元点是在移动支付方面,或者电子钱包。我经常喜欢出去旅行,现在没有到任何一个地方像在中国旅行这样便捷,确实不用带纸质货币。有的时候,比如跑到一些国家,超标很大个儿,给你一张钱会给你一对钱,我不太愿意用手去接它,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病菌等等。中国在电子钱包方面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当然,投资者意识提升了很多。无论是我自己开会还是很多朋友问我,有没有理财产品能不能介绍一下,回报高的,风险低的。行业的准入标准相对来说这几年是逐步提高,逐步净化环境,降低了未来行业集中性爆发的风险。用户人群肯定是覆盖更广,产品更加服务。

缺的地方,其实我是蛮有感触的,我算是在一线工作的。第一个问题,融资的教育或者老赖的问题。中国的金融基础建设还是有待完善的。比如欠债不还的问题,对他有什么制约?国外的征信体系比较完善,覆盖的不只是金融系统,可能驾照、进出境等等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冻结,对他的制约就会非常大。这是缺的一个部分。

还有一点,当普惠金融理念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它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对一些低收入,或者是信息不对称的人群提供一些更好的回报或更优质的服务,但实际上在发生过程中,并没有按照普惠金融的本质发展。我在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机制的调整,要求金融机构对需要扶持的人群进行特殊的服务。比如说像住房里面有廉租房或者是医疗保险当中的(英),对需要扶持的人群进行普惠。

吴志峰:普惠金融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可以从方方面面去阐述。现在大家知道金融科技的兴起,我对普惠金融的理解,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

第一,最重视的地方,就是最应该关注的,我觉得小微企业比消费端的人群更需要关注。从金融体制或者金融机构服务的触及面来说,小微企业也应该是特别关注的重点。

第二,普惠金融还应该通过技术,通过技术解决普惠金融,而且不光有可能性,而且有现实意义。从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来讲,这里面有很多可以用的手段。我是长期研究区块链、金融科技,我们有一些很现实的例子,也做了很多实践。从一开始区块链的发展来看,我就强调它跟应用场景结合,不是从B的角度来使用区块链,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关注区块链、关注金融科技的发展会产生很好的实际效果。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基于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比较实的研究,同时也走向了实践。在供应链金融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原来的供应链金融做的就是一级供应商,一级供应商拿到核心企业的应付票据可以到银行体现。但二级、三级供应商跟核心企业的信用没什么关系,通过区块链可以很好的把信用进行传递。二、三、四级供应商可以用核心企业的信用去做传递,而且越是二、三、四级供应商就越是小微企业,这也是普惠金融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一级供应商本身的资产规模或者信用比较高,拿到银行的贷款更高一些。但是,后面的小微企业拿不到银行的钱,得不到金融的支持。在这个方面,我们通过区块链来使得应付的票款可以拆分。举个例子,比如说核心企业给一级供应商开了1亿的票据,或者1亿的应付账款,这1亿在二级供应商可以2张5000万,二级供应商可以拆分成5张2000万的。这种是通过区块链来做的,区块链能保证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并且使得信用真的是做到可传递,使得末端的供应商能够获得银行或者是资金的支持。这就是今天的主题普惠金融的圆。

还有一些缺的地方,缺什么呢?从我们的实践来看,还是没有跳出核心企业这个圈子。现在做的是一个反向保理,反向保理是要追核心企业的信用,就是他有追债的权利,使得核心企业对整个圈子的影响力过大,应该更加往外扩。我们现在也在对它进行扩展,使得它不光是受核心企业圈子的影响,同时是一种开放式的圈子,这样能够使得整个供应链走通,这些工作有很多正在进行中,有的是已经完成了,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反向保理的供应链金融,上面的融资已经发生了40多亿,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使科技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薛洪言:各位嘉宾从不同的视角给我们分享了普惠金融的圆与缺。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模式的探索,普惠金融也在不断地完善。因为现在谈到普惠金融,大家也会有一个疑惑,普惠金融是普和惠两个方面,同时谈到了普和惠,涉及到普惠金融的边界问题。普惠金融的普和惠究竟能否兼顾?在实践中能否兼顾?尤其在消费金融领域大家都会关注的一个群体“高风险群体”,我们是否保证他们的借贷自由?请各位嘉宾分享一下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因为时间的限制,请各位嘉宾更多的去分享一些观点。

吴志峰:这个话题,普和惠,我非常同意吴校长谈的,普是重点,惠要根据资金收益的成本来定优惠的幅度,做到普就非常不错了。中小为企业更加强调普。从中央从上到下降低融资成本,表面上的降低并不表示中小为企业拿到的贷款就真的降低了成本,因为中间也有很多贷款利息,以中介费的形式有体现出来,这应该是推的重点。普才是重点。如果要我继续阐述的话,还是接着我刚才的话题。反向保理主要还是基于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的角度来做。基于仓单质押,往经销商走的这一块还是遇到了很多质量。因为中间包括仓库里面货压的监管,如果通过金融科技手段来做的,包括区块链的应用,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包括链上链下的传递。就像王毅司长说的,架个摄像头看猪的话,猪跑了也不一定知道。这个问题还是在现实中存在的。如何去解决?并不是没有办法,而是要通过实战。技术的可触达性也解决了普的边界,决定了它的程度。这就是我要说的。

薛洪言:谢谢吴处。接着请乐赚金服的王总。

王伟:我觉得由时间性决定。如果从广义的时间上来讲,普和惠是可兼得的。如果从狭义的时间上来讲,如果计算出风险可以覆盖,就可以从一个客户群体先开始,不断调整风控模型扩展到其他的客户群体。但是,如果要是一刀切,要求同时普与惠,我相信很难达到。

高风险群体,我相信谁都想借钱,今年在催收群比较好玩的一句话,我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还?你有借钱的自由,但是金融机构有决定贷款的自由。首先要去决策,这个用户群有没有偿还能力,我才会决定给你贷多少贷多久,利息是多少,需不需要征信。

窦仁政:我的理解是,普惠金融本身是个目的,达到目前有很多手段,市场+行政,行政+市场。从我们前一段做普惠金融来看,我觉得是行政+市场为主,要求机构达到一定的量。按这样的基础夯实之后,未来普惠金融的做法应该稍微调整一点,市场因素多一点,行政因素少一点,这样就可以解决某些高风险要不要接受,目的是把手段平衡好就可以了。

鲁政:我所认知的普,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服务。所谓的惠,在服务过程当中,不管是服务的提供者还是获得者都应该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利益。如果照这样界定的话,我的观点可能跟吴校长,包括吴处长的观点不太一样,如果不解决惠的问题,普是没办法实现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服务的供给者不能在其中获得利益的话,他是没有动力去推这个服务的。反过来,服务者达不到更多利益的话,没有动力去参与。刚才论坛上唯一的美女王总提到了她切身的一个体会,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历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互联网公司如果不是想着流量为王、流量可以变现的话,是没有动力去推移动支付的。反过来,所有的金融消费者,支付端的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享受不到比银行更好的服务,不管这种服务是经济利益上的获得还是体验上的获得的话,他是没有积极性参与的,这一轮是由全民塑造的移动支付盛宴的。

关于您提的第二个问题,高风险客群获得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市场的问题。什么叫高风险?有几个层次,从机构运营的角度来讲,任何机构是要区分高风险客户当中哪些是净值,哪些是可以准入的,有一个自己的商业判断。第二,风险的高和低取决于自身对风险的管理能力。我们讲互联网金融也好,金融科技也好,本质上还是金融,金融的本质就是对风险的议价和管理。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的推动下有这么大的发展,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科技的赋能使风险管理能力在增强。所以,在可见的未来,更多的我们现在认为高风险的客户是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服务的。

第三个问题,我同意王总讲的观点。投资者跟消费者跟金融从业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我们还是要秉持法制原则、秉持市场原则。在这一轮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的过程当中,原来的业态,比如P2P,在创业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偏离了这个方向,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反过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因为社会经济的因素,比如说现在扫黑除恶的影响,反过来,一些欠钱缴钱的人不去缴的话,对整个金融生态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破坏。总体来看,从供求两端来讲,我们应该在供给端强调卖者有责,在需求端强调买者自付。

王魏冬:首先说普惠金融这个概念。普惠金融的概念,要给社会上相对弱势的群体也有享受金融服务的条件跟资格。从这个字面上理解,跟风险并不直接相关,并没有风险的问题。往下分析,惠是指什么?核心在惠上。我理解,不是简单的给,背后是经营。经营什么东西?就是银行的本质,银行的本质就是金融风险,意味着一定是有选择的。

第二个问题,高风险群体,对风险我个人认为要辩证的看待。我们关心的或者现在反映出来的,尤其是在大数据技术开始进入普惠领域,并且信号一个核心的背景下,首先第一个是欺诈风险。我们希望每个企业都是好人,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有假按揭,会把很多人篡在一起按揭,实际上按揭是给谁用的?我把它叫做假普惠。我们要识别这些风险,这个时候的风险,或者这个时候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金融的范畴,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范畴,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表面上看还是普惠金融,这时候跟普惠金融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而恰恰现在社会上这种事情很多。包括数据的造假,我们可以用商铺的POS流量贷款,很快就会有第三方公司来帮商户做POS流量,这种风险我认为需要跟通常讲的信用风险隔开,从市场的监管角度需要控制。第二个是信用风险。回到刚才讲的,小企业数量非常庞大,有3700万法人,有7600万个体工商户,按照一般规律,真正风险非常高的大概20%左右,我们要把20%挑出来,过去难就难在财务报表很难挑出来,所以要引入大数据。引入大数据干什么?希望挑出来信用良好、有潜力,特别是有商业可持续的企业,通过技术的进步,在技术进步前提下普惠金融的发展就可以把过去我们认为高风险的客户,不能进入、不能接触的客户,实际上金融门槛降低了。本质上标准没有降低,接纳的门槛降低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把高风险的界定或者高风险的标准,识别风险的提升是有变化的。把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哪怕今天不行的企业挑出来,通过普惠的服务来支持他,让他走上去。

薛洪言:谢谢王总。我简单总结一下。各位嘉宾的观点,关于普和惠的兼顾问题,大家还是认为普在前面,惠是另外一个层面。关于客户的风险问题,涉及到风险,像鲁主任提到的,风险由谁来定义?客户的风险状况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但是银行的风险识别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如何保证主观判断能够契合客户客观的风险状况?我们经常能看到同一个客户在不同的银行眼中、不同金融机构眼中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把它定义成高风险,有的人把它定义成低风险,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如果社会上有超过50%的客户是我们不敢做的,社会里有50%的坏客户吗?不是,像建行的王总讲的,我们缺乏手段把它识别出来,普惠金融更多的努力方向是如何利用技术的手段把金融机构眼中的高风险客户比例降下来,真正去反映客户客观实际的风险状况。

第三个问题,无论是互联网金融,很多中小银行,包括在座的建行,六大行也在专门花大力气做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已经是大家关注和聚焦努力的方向。在这样一个趋势下,未来下一步金融机构在竞争普惠金融的领域的时候,哪一个因素大家认为是更具有竞争力的,比如是便宜的资金或者是更好的技术,还是获客人,还是牌照的资源,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或者说努力方向也可以。还是从建行的王总先分享。

王魏冬:首先,都很重要。为什么都很重要呢?你刚才说的这几个维度代表了社会的不同层次,有金融机构,有监管机构,有政府,有社会,支持小微企业、支持普惠金融一定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把政府的政策、监管机构的监管、市场有效的引导、市场主体供应方自身的创新都需要。作为供给方或者作为银行来说,我个人认为技术更重要。为什么呢?从过去我们用大中型企业的方法来做中小,来做小微,我们走了很多的路。最早我们按大型企业做,后来引入了淡马锡的模式,现代工厂,但这些都没有脱离开来。从2016年发展到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大数据技术的经用,这种技术的应用,简单来讲是数据经济,数字经济背后有对客户精准的画像,精准的画像要挖掘数据的连接,要找到潜在的数据,要进行商机的查询和沙棘的挖掘,要在客户的分析中分析客户的行为特征,并通过分析行为特征来预测下一步的需求。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大量的网上营销就是这么开展的,所以它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未来往后发展,银行这个层面,我们还要走线下的模式,客户经理的模式,但这种模式一定会发生变化。以后客户经理给你打电话,客户经理在找你的时候跟以前不太一样,他可能会主动把你心里想到的,甚至没想到的,但是可能需要的需求都说出来了,这个就是在科技支撑背景下。未来的竞争,特别是银行业之间的竞争一定是始于科技,始于信任。

薛洪言:谢谢王总。

吴志峰:我同意王总的观点,这几个要素都重要。但是,您问到哪个更重要,在这个系统之中各个复杂因素都是互动的,哪个因素对现在的普惠金融,特别是跟金融科技相关的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最大的,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监管制度。我们会长对普惠金融有一个简单概括。技术为合,制度为基,监管为本。从数字金融包括普惠金融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些因素对当前继续往前走影响是最大的。第一,监管制度的变化。刚才王总也谈到了数据的重要性,对于金融科技公司来讲面临的最大的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或者最大的恐慌在于,个人数据保护、数据安全新提出的监管要求。从新闻也可以看到,现在全国多家明星企业受到的监管采取的措施,有的甚至要面临刑事处罚,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基于这一轮互金发展逻辑的底层技术,包括创新出来的业态可能很难往前去走。当然,在这个方面,互金协会作为一个自律组织,我们也在积极发挥会员的力量,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去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第二,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风险管理的问题。金融要强化风险管理,但是风险管理是不是越强、越绝对就一定越好。从实践来看也不一定。从国外来讲,现在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当中,各国的国际组织也好,监管机构也好,大家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去风险化的问题。不是说不要风险管理,而是因为风险是多维度的,现在面临着一些特定的监管要求,比如说反恐的要求、国际制裁的要求、反洗钱的要求。对机构的压力在于,如果要执行这些规定的话,要去深度的了解客户,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普惠金融所涉及到的客户恰恰是信用状况比较差,个人信息、机构信息不太透明,机构付出成本非常高的。机构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选择,接纳对盈利小的客户还是继续按照普惠金融路线去走。这一周澳大利亚有一家银行因为反洗钱、反恐的原因可能会涉及到几千万亿的处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会怎么选,很可能是不要这个客户。如果去风险化问题不解决的话,普又从何谈起呢?中国的情况,我是做了十几年的监管者。我觉得我们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以前中国的金融机构是没有所谓的客户接纳政策的。法律政策告诉大家,你应该为人民服务,所有的客户都应该服务。现在我们看到,随着市场越来越成熟,我们的机构越来越成熟,他们有了主动管理风险的能力、意愿以后,拒绝客户的现象迟早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市场。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以前的问题,比如说在北京,我以前在人行工作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搞电信诈骗的人拉来一卡车的老头、老太太过来,要求每个人开银行开50个账户,银行人员说这个风险特别大,我不能开。组织者组织这帮老人在银行闹事。警察叔叔来了以后,现在的规定没有说不能给他开,为了避免社会不稳定你们还是给他开吧。央行、银/保监会的制度在变化,银行可以不给这样的客户开户。普惠的口子以后怎么走,需要客户跟市场做更好的互动。

窦仁政:其实大家讲的几个方面,资金、科技都很重要,我现在想讲的两句话。政策要稳定,机构要加油。我特别担心,2020年普惠的发展规划就要到期了,下一步怎么走是很关键的。我们过去也经历了很多半拉子工程。到2020年之后政策要持续稳定,包括监管制度,包括机构自己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制度一定要稳定。机构要加油,因为做普惠金融是靠各类金融机构去做的,他们努力的程度是最关键的,这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我自己总的感觉是,过去普惠金融的大发展是靠科技,以后我觉得可能会小一点。在诸多因素比较之下,未来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政策和机构。

王伟:这个问题提的比较好。我昨天跟一些同行也在聊这个问题。归纳成一个小案例。我们觉得赛车加速是最重要的。赛车之前要先知道跑道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上路,什么车可以上,车速、车距风雨天怎么控制,这四个因素政策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科技,科技是引擎。比如我给你一升油车可以跑50公里,别人可以跑200公里,这就是差距。第一是降成本,第二是提效。如果在大家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这点是自身的观点。资金对于我们觉得最不是问题,资金就像车的汽油,跑远跑坏,车如果固定了,差异不大。机构是我们认为车和团队整体的化身,一个载体。大机构有品牌、有资金、有人脉,所有可以调动的资源,机构是这个车队的本身。

吴志峰:这个问题或者这三个要素的排序也取决于面对的是什么主体。在这个里面,因为整个系统核心企业起到了主体作用,而且核心企业可以在里面挣钱,因为以他的信用为中小微企业担保的话,或者付款承诺的话,他可以挣钱。甚至有的加到了2个点的利息。对于他来说,降低资金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低成本资金进去,整个系统在原有架构已经建起来的情况下可以马上赚钱,所以他的资金成本是非常重要的。回到这个事上说,再去排序,资金成本可能不最重要的东西。刚才几位嘉宾谈到了,我还是非常赞同的。对于整个生态来说,解决普惠金融的问题,首先政策是最重要的,政策和全社会对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现在普惠金融的角度或者是这个发展来说,我们也很明显的能够看到政策所起的作用。虽然现在来说,政策鼓励各大银行或者设立普惠金融部等等,降低资金成本来促进它的发展,也包括金融科技的应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要看到普惠金融在中国之所以有现在的问题,还是跟政策本身原来的瓶颈有关系。虽然普惠金融是全世界存在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但是,回到中国金融的发展来看,很明显的能够看到政策导向的作用。比如说在1998年由于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非常高,政府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促进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发展和上市上,当时通过国债来解决坏账,当时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导向,鼓励金融机构改大的国有企业或者是大型企业的贷款。我记得当时读博士的时候有一个行长,工商银行副行长,后来升到了总行的副行长。我就看哪个大就往哪里贷,由这个造成了后来中小微企业贷不到款,加剧了这个过程,并且在那个时候还有几大国有金融机构从县域把分支行撤掉。很多县域经济里的存款被抽到了发达地区,贷款得不到,进一步拉打了差。跟后面影子银行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资金的抽离,把中小微抽里不发达地区,造成普惠金融问题的严重性,也造成了市场的逆差。市场逆差的存在给影子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在现在的金融架构下造成了货币,包括P2P,造成了现在的一些困境。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由政策导向造成的。当时为了解决国有金融机构的上市,包括它的解困问题,明显的造成了后面2010年以后的局面。要看原因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的。由此也证明,政策设计和金融结构对普惠金融的影响。从金融机构或者说从市场主体来说,科技的力量,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微观主体来说没法影响政策,所以从现在金融科技的发展,致力于为普惠金融可以触及的服务,它的着力点是在于金融科技。

薛洪言:各位嘉宾对我的问题答案也比较一致,首先是政策,反映了强监管。第二个是核紧,再往后大家针对不同的领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最后一个问题,大家用一两句话作答,普惠金融的发展应该基于什么原则?普惠金融存在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基于什么原则更好的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吴志峰:三句话或者三个关键词。第一,政策引领;第二,科技动力;第三,量力而行,不能做成一窝蜂的局面。

王伟:我差不多也是三个观点。第一,从监管的角度,怎么样完善试错容错机制,继续保持中国在这个行业的领先地位。第二,对于机构来说,怎么样持续保持投入,满足市场产品丰富化的需求。第三,基础建设。主要是借债不还的问题,征信体系。

窦仁政:我理解,普惠不是普遍的优惠,我理解的是普遍的惠及。

鲁政:守住初心,我们今天看到的互联网金融也好,金融科技出的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搞了普惠金融出了事,而是因为他们偏离了这个方向,出问题的平台基本上都是老板用来搞非法集资,用来搞其他目的的。我觉得守住初心,普惠金融事业就有前景。

王魏冬:还是总书记说的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是什么东西呢?有两个东西,做普惠金融真的需要情怀。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过多的被一些市场化商业性的东西左右。业务本身需要呵护,特别是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数据的真实性、真伪性,对于这项业务能否顺利的发展、持续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说,它对整个社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数据问题。数据的连接越来越广泛之后,数据的安全性会不会受到影响。我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当数据连接的时候,对客户进行分析,甚至可能比客户自己还要了解他。这种背景下,如何保证客户的隐私权利?这些东西如果保护不了,这个业务走不长,走不长情怀就是虚的。

薛洪言:对普惠金融有点老生常谈的话题,我认为,各位嘉宾的分享给我们在思路上做了很多的开拓和启发。再次谢谢五位嘉宾的精彩分享。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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