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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很难接受基督福音?【聂钳华原创】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web   发布者:聂钳华
热度290票  浏览20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8年11月08日 01:57

相信永生的西方人,敬畏上帝;只关注今生的中国人,却是唯恐触怒皇帝。远志明在《神州》中说得好:“中国人,你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一个跟你一模一样、与生带着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
    杜牧《阿房宫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们曾经用一场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却忘了用另一场更深刻的革命剪断数千年封建主义的脐带,摆脱保守、愚昧、落后、无知四大苦毒之根。
    一、官僚体制组成的监控网,是中国封建皇权的基本支撑。只有逐渐淡化监控网,福音才能广传。
    秦始皇有一个极要命的封建遗产,那就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为四十郡),实行郡、县、乡、亭制。到汉代便有“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建制,并在郡上设州,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建监控网。后来,以拓跋氏为中心的北魏,仿效晋朝官制,设置镇制,更改镇为州,或州镇并存,发展了这种监控。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监控网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在论及改革时指出:由秦始皇开创的郡县制,成了各级地方官僚横行霸道的保证,其弊极大,是为“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的根本原因。古有“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所谓“六正”之分,也有“具臣、谀臣、 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的“六邪”之说。忠臣逆贼同出于官,难治得很,国家兴亡就与此“六邪”关系极大。其中,又以皇亲国戚与宦官为最。唐代杨国忠,明代魏忠贤就极著名。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篡权窃柄,干预政事,僭夺皇权,废立皇位,制造政治动乱,残杀忠良,祸国殃民,实为无恶不作。
    治吏问题历史上从未解决过。从乡官到宰相,绝大多数人行为凶恶、险毒、猜忌、虚伪、奢侈、荒淫、贪污、放荡。他们贪赃枉法,假公济私,尔虞我诈,搜刮民脂民膏,明抢暗夺,蚕食国家,鱼肉百姓。官场中的“打点”、“规礼”、“照应”以及种种杂派、杂费,不可胜数。明代有本《虞谐志》,所列公差杂费就有:索路费、索纸包、酒钱、饭钱、买差钱、雇役钱、门子掣签钱、史房销名钱、粮房嵌数钱、数书还库钱、经催常例钱、府厅解比钱、内衙公费钱等等。东汉权臣梁冀身败后抄家“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因减天下税租之半”;清代军机大臣和坤被嘉庆皇帝赐死后,抄出财产白银8亿两,
相当于清朝20年的财政收入,25年的财政支出,60多年的财政盈余。
    由于封建王朝的深厚影响,伴随亚细亚式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表现为高度的一体化统治,使得权力中心主义,浸透到了社会的每—个层面,几乎 到了灸手可热的地步。封建专制像一副沉重的枷锁禁锢着中国人。封建的皇帝、官僚、土匪、豪绅一个个如狼似虎侵吞着他们,儒家的伦理纲常犹如一条柔软的锁链束缚着他们。
    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以血缘情感为基础的伦理意识和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标准,犹如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的头上。臣对君尽忠,子对父尽孝,妇对夫尽顺,弟对兄尽悌;加在女性身上的捆绑更多,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贞节观;男女有别,笑莫露齿,话莫高声的行为规范……等等。对中国人精神思想上的禁锢与奴役则更多。例如:“乐天知命”的“豁达”,“不违如愚”的“诚敬”,“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的“睿智”,“不为祸始,不为福先”的“明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入世为儒出世为道”,上尊下卑,男尊女卑,上智下愚,
讲门第,讲世系,序尊卑,明贵贱等等。
    自从“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直至二十一世纪,反封建仍是中国走向民主政治,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最大的现实课题。其实,最根本的封建主义影响乃在于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的宗法政治。
    宗法政治的现代表现,是将家长作风带进官场来,把家法扩大为党纪、国法,把个人意志当作普通老百姓的意志,把民主当作是“为民作主”,而强制性地加以实行。这就势必造成权大于法,有权就有真理,当官的说了算的政治生活混乱局面。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祖国山河一片红,国家机器加足马力宣扬个人崇拜,三呼万岁甚嚣尘上,第一代领袖巨大功绩个人崇拜式的强制性认同,将那个带着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祭坛。
    宗法政治的表现除了家长作风、目无法纪外,还大量地表现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的裙带作风,甚至是世袭制做法。这种做法,群众戏称为“集体接班”。当官的心里也清楚,要想保住既得利益,并且获取更大的权利,就必须官与官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互保互帮的牢不可破的关系网。
    宗法政治的裙带关系、世袭制和任人唯亲,导致了中国官员人浮于事、素质低下,工作效率愈来愈差,而贪污腐败,互相推诿现象却愈来愈严重,成了难以根除的痼疾。
    宗法政治裙带关系派生出来的制衡机制缺位,使得贪污腐败肆意横行愈演愈烈。新中国第一例反腐败案:刘青山、张子善,是由一位职位相当的地委副书记举报的。本来嘛,同僚们一起共事,当然知根知底,更利于实行相互制衡与监督。而如今许多腐败分子的案发,就远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时常见诸报端的,或者是被小偷“偷”出来的,或者是被绑匪“绑”出来的,或者是为了与情妇永结同心而和妻子闹离婚“离”出来的……就是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程维高严重违纪案,也不是职务相当的同僚们检举出来的,而是被程维高视为心腹的秘书李真被捕后为保全性命,立功心切反戈一击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中国本土的世俗性宗教发育不全,人本意义上的终极关怀,最终被日益强化的“政治关怀”所替代。儒家培养出中国人的封建和崇古意识,道家培养出中国人的消极无为,佛家培养出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奴隶心理。中国人在人本意义上的终极关怀的要求,在发育不全的宗教中在酱缸文化里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因而这种人本要求只能从其它方面寻找着落。
    道教,尽管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周全系统的,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但由于它的理论过于高深,而实践又过于繁杂。因此,它的信奉者始终极其有限地集中在有限的阶层中,而一般只知柴米油盐的世俗社会成员,则很难通过这种贵族式的宗教,得到一种脱俗要求的满足。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落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曾经繁荣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主要是由于它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简单易学,容易为一般大众所接受。但由于它过于强调脱俗的一面,强调禁欲的一面,导致了一般大众很难在世俗生活中完成它的基本修行。而一向有强烈世俗要求的华夏民族,是无法完全地、整体上地接受一种非世俗的宗
教的。因此,佛教仍然没能给中国人的终极关怀的要求,带来最大的世俗化的自然满足。
    对于既有强烈的世俗生活要求,又有人本的终极关怀的超凡脱俗要求的中国人来说,上述要求的满足,更多地是从社会政治与世俗伦理这两方面来获得的。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不是从现存宗教中,而是更多地从社会政治与世俗化伦理两方面来寻求那种合于人本的终极关怀的。社会政治与世俗化伦理,除了具有它原本已有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因此更多地带上了宗教的、彼岸性的、超脱日常生活的色彩。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对政治既畏惧、害怕、敬而远之,又存有希望并热衷于此。无论是冷漠、畏惧、还是寄于厚望,热衷于此,都在对政治的高度敏感这一层面上反映出来。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特别是最下层、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对于“政治关怀”所寄托的几乎是他的生命的全部。所以,政治家们正是利用并进而强化了这种心理,用“政治关怀”作为基本口号来提出并实施他们的“政治承诺”的。这种政治承诺在1949年建立人民共
和国之后,就是以一种集体主义作为原则,以多数人的社会利益的基本保障作为基础的政治承诺。执政党及其政府用各种手段,包括运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等方式,要人民相信:高度一体化的政治统治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经济安全,即基本的温饱的保障。而用政治觉悟的高低、政治认同的态度,来作为具体的计划性经济与社会化生产的调节、刺激机制。
    在这种体制下,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政治鼓励作为基本的原动力刺激出来的。在强调政治刺激作用,用“政治关怀”号召人民、动员社会的年月里,中国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政治家们始终要人民相信,这种“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要清除社会上的污泥浊水,清除来自对立阶级的、对人民政权的威胁,是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句话,是要保障绝人多数人的利益不受少部分人的侵害。
    然而,事实上几年一次的政治运动,不仅没有真正实现上述政治承诺,反而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极大恐慌。人们对于自身的人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变得怀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于“灵魂革命”的特殊方式而弄得非常紧张。加之“红色恐怖”的政治高压,中国人实际上已处于“人人自危”的境地了。同时,群众性政治运动也成了一部分人“发泄怨毒”的好时机。
    至于目前的“政治关怀”,在端掉大锅饭,破除“四铁”以及“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直接推动力的市场经济冲击下,所有的政治承诺包括生老病死在内的基本保障已变得支离破碎,若隐若现了。
    然而,我们目前在学校和社会教育、在公众和公开场合、在书本和文件上,讲的仍是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但在家庭教育和私人之间、在私下场合,讲的却是怎样谋取地位和权力,怎样保护自己……。这种表面一套,实际上又一套的社会机制性病患,已经使得我们的政治承诺失去了信誉,政策和法令失去了权威,各级领导失去了威信,群众对社会失去了信任,而社会也失去了自身的道义力量。
    三、中国人接受基督福音必然要经历反复与动摇。
    刚刚接受了基督真理的中国人,一方面深切地体会到基督之爱的伟大和不可抗拒性,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憾,另一方面当他们怀着虔诚激动的心情迈入一个新的精神领域之后,随着开始时那种神秘感与兴奋感的消失,教会内部、神职人员和信徒中种种软弱、消极的一面,逐渐开始暴露在他们面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真善美的过高期望与冷酷的现实之间,完美的想象与人性中不可避免的缺陷之间,再次出现了矛盾。在震惊、痛苦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懊悔之后,初信者头脑中旧有的世界观又开始发生作用。无神论、功利主义和个人好恶常常蒙蔽了他们在基督真理的光芒面前刚刚睁开的双眼。因此,程度不同的动摇与反复是中国的初信者不可避免的现象。
    对某些人来说,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应该说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这时他们需要的不是指责、苛求和压力,也不是对教会与信徒中某些缺陷与软弱之处的掩盖,而是持续不断地来自基督的爱、耐心地聆听、对来自神的信息的分享以及在基督之爱基础上的同情与关怀。唯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他们进入基督的肢体,帮他们克服动摇、消除怀疑。作到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唯有依靠神的力量而非人的意志。忘记这一点,就可能将刚刚经过挣扎踏上新岸的人重新推入黑暗的深渊。一些初信者就是因为这时期缺少及时的鼓舞而重返旧路。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将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作了谩骂式的描述,这当中至少包含了一个客观的真理——中国人没有“向心力”。故此,才会有“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二个中国人是条虫”的调侃。尽管绝人多数的中国人就其个人来说都是很优秀的,甚至是具有很高才华的,但囿于清高孤傲、孤芳自赏及过分自信的“传统”,要使他们合在一起很不容易。连年的政治运动则使人们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刺激了权力欲和领袖欲的膨胀。
    在信仰基督的中国人中,这种陋习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首先,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他们在外人面前表现得极为谨慎,但同时他们对其他信徒,特别是与他们相仿的初信者,则满腹狐疑。这种心态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人际信任,人们对政治安全的潜意识考虑过多。其次,中国现行的宗教政策对宗教活动的管制,也使在信教的中国人之间,建立正常稳定的团契十分困难。尤其,许多信教知识分子只能在极小的圈子里公开自己的信仰,或将信仰留在心里。久而久之,由于缺少必要的灵性分享和主内交通,特别是缺少读经、灵修等,属灵的心就会趋于萎缩。
    在即将和已经接受了基督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建立团契是他们坚定信心、增长灵性的极为重要的途径。比起教会来,团契则更为灵活,也更注重个人间的交流与联系,团契生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初信者通过参加团契生活,可以及时得到主内的关怀与鼓励,逐步克服自身的软弱与自私,学会谦卑与忏悔,加深对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团契能使每个成员有一种整体上的肢体感,为大家提供更多交流与分享的机会。通过小小的团契,初信者将会明白神是不会放弃每一个爱他、信他的人,这正是培养超越自我意识的第一站。
    现在的问题是:团契太少,需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团契应当是我们关注中国人能否接爱基督福音的焦点。
    中国人总喜欢从理论上考虑问题,解释问题。即使是生活中的普通问题,他们也要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理论上作一番理性的说明。但在信仰问题上,他们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信仰与科学不是一个范畴,有无真正的信仰与知识的多少并无关系。科学无论多么发达,技术无论多么进步,在净化人类灵魂,拯救灵魂,满足人的精神与情感需要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对涉及人生价值的基本问题,从普通书本或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中,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
    只关注今生的中国人很难与基督经历同死同活。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从来不被人普遍接受,因为它对人的自我太严厉。这个自我必须被置于死地,所谓置于死地而后快,置于死地而后生也。在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里,这个自我生机勃勃。“自我”有时被称为“肉体”、“老我”或“旧我”。自我是一个偶像:从精神方面,人的天性乐意崇拜自我,为人处世乃至整个人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常常以人的所谓尊严的面目出现,包括自我的情感、意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顺服的事上,权力欲与领袖欲的膨胀,而这个“自我”最讨厌受别人指挥。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总是自我的意志高于一切,希望人家围着自己的指挥棒转,否则,就是伤害了自己的情感。人的这种自怜、自爱、自我骄纵的本性,与神呼召我们当舍已,剥夺、倒空、降卑极不相称,甚至背道而驰。神的意念高过一切,神呼召我们当舍弃一切,舍弃一亩二分自留地,舍弃老婆孩子热炕头,舍弃名誉地位,舍弃物质财富……一句话舍弃自我。神也许会让他人忽略我们的成绩,无视我们的忠言良策。从肉体方面,  自我经常顾惜、体贴自己的身体,而基督信仰“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13:14)
    本来顾惜、体贴身体无可厚非。但人类堕落之后,人性被扭曲,趋向于贪心、无节制及堕落。虽然罪性不单单局限在身体中,但身体的确常常变为人天生罪性的工具。
    耶稣曾用过最严厉的话:“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罗马书6:13也曾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所以对身体的节制也在向罪死的范畴之内。
    向自我死、向罪死、向世界死的人,会明显地对外界的赞扬与嘲笑置若罔闻。八面来风,不为所动,既不因赞扬而得意,也不被嘲笑所伤害。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为八面来风。顺利、成功以及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试探,能够抵挡:坎坷、曲折,各种困难、失败能够经受;背后诽谤、诬陷、论断,能够不当一回事:背后赞美、表扬你,不要轻飘飘,得意忘形,丢失本性;当面赞美、称赞,要善于正确对待,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找出差距,找出自己的不足;面对无端谩骂攻击,要能够吃饱、睡好,绝对不可影响食欲与睡眠:人生有苦难,不怕苦,能吃苦;快乐也是另一种试探,要保持本性,不可乐极生悲。
    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约翰福音3.6)。无论人怎样努力,肉身永远是肉身。这邪恶的自我无可救药。保罗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书8:7)。
    救恩是白白赐给的,但却不是廉价的。就神而言,神付出极大的代价来预备救恩;就人而言,只有那些向自我死、向罪死、向世界死并付上门徒代价的人才能经历救恩。愿神的旨意行在神州大地,如同行在天上;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基督福音,与基督经历同死同活并见证主基督的荣耀,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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